静安区的大中里是上海最核心、保存最完整的石库门里弄之一。
　　1600多户人家，7000多口人，住在石门一路、青海路、南京西路和威海路围成的方块里。其中有的老人住了将近70年。

　　2002年，这块地方被香港兴业国际以13.1亿元的价格拿下，当年的新闻标题这样写———“香港地产巨头激战上海市场，兴业再造新天地”。

　　同一年，舒浩仑在美国南伊利诺斯州大学拿到艺术硕士学位，回来拍自己的第二部纪录长片，名为《乡愁》。乡就是大中里，他家就在大中里40号，他90多岁的奶奶现在还住在那里。

　　今年这部纪录片制作完了，6月25日在虹口区图书馆小规模放映了一次，有人鼓励舒浩仑接着拍，一直拍到推土机和吊车出现，还有“大锤砸下的那一刻”。

　　石库门外：推土机和吊车

　　1920年代，南京西路上的四明银行是宁波人开的。凭着老乡关系，舒浩仑的爷爷从宁波来到上海做工。用了一大笔钱，他从老乡手里买下了大中里40号的居住权，三代人一住就是70多年。

　　当年住石库门的人，大多算是城市里面的“中产”。像舒浩仑的爷爷那样在洋行里面做事、且又是外来移民的最为普遍。有钱的资本家住花园别墅，工厂里面的工人住闸北的棚户区。这个是1930年代以来上海的基本居住格局。

　　王安忆的《长恨歌》开篇就讲石库门，讲上海的弄堂。
　　“那种石库门弄堂是上海弄堂里最有权势之气的一种。”
　　“木楼梯是不打弯的，直抵楼上的闺阁，那二楼的临了街的窗户便流露出了风情。”

　　作为传统的江南民居，石库门有点像现在的“townhouse”(联排别墅)。每户人家都保留着楼下客堂楼上内室，还有两厢，就算建在闹市区，关了大门也能自成一统。门上有铜环，周围一圈石头的门框。一家一家的联在一起，一排排的石库门住宅之间，是一条一条悠长的弄堂。

　　据说鼎盛时期，上海的石库门占住宅总面积的六成以上，与北京的四合院一样，石库门既是上海的地标、象征，也在狂飙突进的城市建设中，成片成片地被铲平，然后被遗忘。

　　面对这样的改变，惟一能作的事情，就是趁推土机和吊车到来之前，尽可能多地记录它。

　　“我们不要一直往前走，往前走，突然有一天，当你回头看的时候，发现故乡没有了，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后悔了。”这是舒浩仑拍《乡愁》的起点。

　　石库门里：七十二家房客

　　石库门一开始严格保证一家一户的格局，作为上海“小中产”标签的石库门，从1949年开始变了，到“文革”期间达到高潮。

　　舒家的老邻居魏家在“文革”的时候搬进石库门。舒浩仑的爷爷从一个朋友开的纺织厂里拿到一些抵债用的股票，但是单凭这些股票不够称他为“资本家”，充其量就是一个“资方代理人”。“文革”的时候被抄家，后面的一间房子被没收归公，再由房管局无偿分给工人阶级。

　　于是在手电筒厂上班的老魏一家搬进来了，就是片子当中的“亮亮爸爸”。

　　这是石库门居民构成变化最大的一段时间，整个住进来的阶层都变了。

　　“原先就是稍许有一些白领的。那个时候就是有了一些蓝领啊工人这样一些层面的人进来了。”

　　朱学勤教授也举过类似的例子。“比如永安公司的一户人家，在1949年以前有完整的石库门房子，1949年以后，塞进来几家，塞到1976年的时候，一个石库门房子住进30多家，而且大家共用一个人家过去用的厨房。”

　　石库门外是日新月异的变化，石库门的弄堂里仍然保持着几十年如一日的旧生活习惯。
　　铁皮门的理发铺子，供应小馄饨和细油条的早点摊，还有每天下午4点多钟踩着三轮车卖青菜的老伯……
　　这些离“国际大都市”很远、越来越被我们所遗忘的东西，被导演手中的摄像机记录了下来。

　　路透社的一个记者曾经跟舒浩仑去大中里的奶奶家串门。
　　中途隔壁邻居魏家的女主人直接就进来了。记者问：“你们这边是不是不用敲门就进来？”
　　“我说这个很正常，一般都是不用敲门就进来的，除非你自己把门关上，或者你自己在家里数钱的时候，才关起门来。就是这么回事。”

　　至少从人际关系来说，舒浩仑“真的觉得这个是人类比较理想的一个居住状况”